世界如何（沒有）改變？- 側記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

「從非洲努爾人的民族誌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都市革命』考古研究來看，早期的人類學家在討論政治組織上，都犯了什麼樣的錯誤呢？」

柔軟澄黃的秋陽從新哥德式的方塔上灑落。偌大的會議室裡，一片鴉雀無聲。

原先二小時的課上到三個小時還沒結束，主持這門課的兩位老師此時大概也講累了。「好吧，這個問題大家回去想一想，下禮拜我們再來討論。」

同學中有人小小地歡呼了一下，引來老師的注意。
「大家晚上可以輕鬆一下，好好享受第一場的總統辯論吧！」

這句話頓時將我從民族誌和城邦考古中，拉回到現實環境。這場選舉，自從去年競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狄恩（Howard Dean），在助選場合發出一連串野獸般的嘶吼之後，就陷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枯燥、無趣和平庸。大家多半都期待著，布希和凱瑞在總統辯論會場上捉對廝殺，可以為選戰帶來一點高潮。

可惜，事情的發展往往無法逆料。三場辯論結束，二○○四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仍舊陷於膠著的狀態。
 
選前一日，在窸窸簌簌的雨聲中醒來。

打開窗邊的收音機，公共電台的新聞正在播報凱瑞和小布希最後二十四小時的行程。兩個人不約而同都把最後的火力集中在中西部的幾個「搖擺」州，試圖搶攻、鞏固各自的票源。新聞提到十一點半的時候，布希會先在威斯康辛州的密爾瓦基市（Milwaukee）站台，接著不到半小時，凱瑞也會出現在該市的民主黨造勢場合。其實，中西部幾個農、工業為主的州，幾次民調都被塗上紅色（共和黨），大概只有伊利諾州始終維持藍色（民主黨）。民調專家覺得，這幾個紅色州要翻轉成藍色的機率，大概比這個季節的楓紅要變綠還困難一點。
 
斜風細雨中，我驅車前往新落成的商學院院館。

有人說芝加哥大學最著名的就是有一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不過這些諾貝爾獎得主，很多其實都不在經濟系，而是在商學院。因為他們的薪水太高，社會科學院供養不起，得靠商學院大把的鈔票來將他們留住。今天不是來看諾貝爾獎得主，而是有一場關於選舉的經濟政策大辯論，即將在此舉行。兩位分別擔任兩位候選人重要智囊的經濟學教授，將針對大選中涉及的經濟政策展開一番唇槍舌劍。
 
才剛進入會議室就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原來是法學院院長索羅‧雷摩（Saul Levmore）。他一派瀟灑地站在講台前，和兩位西裝革履的年輕學者講話。這場在商學院舉辦的辯論會，大概為了公平起見，找來法學院院長擔任主持人。其實，雷摩院長除了是法律博士外，同時也是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算起來也是個行內人。

我四下張望，看看有沒有認識的人。正巧法學院的註冊長皮騰吉先生就坐在前兩排，我趕緊擠了過去，和他打聲招呼。大概是興奮過了頭，我竟然劈頭就問了一個非常「政治不正確」的問題：「皮騰吉先生，你明天打算投給誰？」只見他眼神稍微遲疑了一下，不過還是很坦率地說：「我應該還是會投給民主黨。」「喔？你向來就投給民主黨嗎？」「對，我比較偏左一點。」

這個答案讓我有點意外，沒想到在以「法律經濟分析」著稱的芝大法學院裡頭，還有一位自稱左傾的註冊長。

「你怎麼會有興趣來聽這場辯論呢？」皮騰吉先生推了推眼鏡，面帶微笑地問我。「其實，我一直搞不清楚兩個候選人在經濟政策上面到底有什麼不同之處，所以想來弄個清楚。」

皮騰吉先生爽朗地笑了出來，「不要說你，我也搞不清楚。我們已經有太多政治上、哲學上乃至外交政策上的選舉詞彙，不過，到底經濟政策有什麼不同，我還是不清楚。兩個禮拜前，我還很仔細地看過紐約時報作的比較呢。」

此時，雷摩院長開始清清嗓子準備致詞。我們雙雙把目光移向講台，結束了短暫的交談。
 
在雷摩院長左手邊的是凱瑞的經濟政策顧問，.歐斯坦‧高茲比教授（Austan Goolsbee），右手邊則是才剛從華府返回芝加哥、剛卸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職務的藍迪‧況思諾教授（Randall Kroszner）。兩個人都算是中生代經濟學者中的佼佼者，分別從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即任教芝大至今。
 
辯論伊始，雷摩院長請雙方各自說段開場白。高茲比情緒高昂地說：「有個傢伙沒事花了四百億美金去打一場沒有意義的戰爭，把國內預算拖垮，然後又給富人大量減稅，現在要大家勒緊褲帶，縮減社會福利預算。我，幹嗎要投給這種人！這就是我的開場白！」意興風發，全場爆以熱烈掌聲。
況思諾聞言也不甘示弱，馬上回敬：「你又來了！這就是凱瑞陣營談經濟的方法！」
 
事實上，這兩人在前一天的芝加哥論壇報上已經交鋒過，分別給對方的經濟政策打分數。況思諾給凱瑞的稅收政策打了F減的分數，批評凱瑞陣營只有訴諸情緒，沒有實質政策討論。
 
原先我以為況思諾教授代表小布希，似乎會比較吃力一點，不過他的思路清晰，聲音不卑不亢，開場白就有條不紊地細數小布希政府這四年來的經濟表現。

他說，美國這一年來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較諸歐盟各國或日本毫不遜色，每一季都在成長。而且布希加入許多自由貿易協定，致力於推動全球化經濟，不像凱瑞打算採取經濟壁壘政策。在世界貿易議題上，布希是個具有前瞻眼光的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

高茲比立刻嘲諷地說：「如果國際主義者是像小布希這樣，那我想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寧可不要。」順勢譏彈了布希侵略伊拉克的戰爭行為。
 
高茲比接著批評布希陣營對於自己控制財政的能力，太過樂觀。他們沒有考慮到九○年代克林頓總統可以把雷根欠下的幾百億美金預算赤字打平，還留下盈餘，是因為當時「嬰兒潮」那一代人還年富力盛，可以好好工作。但是現在「嬰兒潮」的人即將退休，他們的子女不是正在上大學就是即將上大學。誰來賺錢呢？如果這個時候，還拼命增加預算開銷，那只有將沈重的財務負擔移轉到下一代。這是不負責任的作法。
 
針對這個議題，況思諾很謹慎地回應說，布希過去四年花了許多預算在國土安全上，這只是暫時性的，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九一一不是任何人可以料想到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小布希政府的經濟、財政政策應該可以填平目前的預算赤字。同時，他冷冷地說：「關於預算問題，小布希陣營的競選說明書長達一千頁，可是凱瑞呢？只有三頁。」
 
雙方短暫交鋒後，雷摩院長主動問了一個問題：「不管是星期三或是三個月後，總統大選結果出來，你們認為市場會如何反應？」

高茲比不改學者本色，認真地想了想說，如果凱瑞當選，石油股會下跌、電纜之類的股票大概也會下跌，稅收會減少，不過整體來說應該不會改變太多。

這給了況思諾一個很好的攻擊機會，他馬上回應：「看來凱瑞當選的結果都是負面的，還是小布希當選比較好！」只見高茲比臉色愕然，一時間不知自己是不是在參加政治脫口秀節目。
 
雷摩院長接著又請雙方談談各自的健保政策。關於這個問題，凱瑞陣營提出了一個不算太新的概念：「風險共管」（Risk Pool），利用國家力量，統一管理健保商品，以免出現「資訊不對稱」的情況，導致貧窮的消費者花了太多錢買保險或根本買不起，富有的消費者反而知道怎麼用最少的錢獲得最大的保險保障。高茲比認為這項政策可以讓更多人擁有健康保險，平衡貧富差距。
 
況思諾則認為沒有市場是完美的，保險市場也是一樣。政府力量的介入只會讓市場往錯誤的方向發展，扭曲市場的配置效果。他批評，「風險共管」聽起來好聽，不過到底要在那個程度打住？照凱瑞的方案，到最後可能所有的保險商品都控制在政府手中，變成一個「大政府」的情況。
 
事實上，這個問題觸及了美國的意識形態傳統。當初北美十三州從英國殖民統治脫離出來時，對於廣泛遍在的君權仍然心有餘悸，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採取各種措施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不過當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各項挑戰遽增，在經濟大蕭條後，隨著新政的推行，美國也漸漸朝向「大政府」傾斜。然而在心態上，只要提到「大政府」似乎總是會引起人民的警覺、甚至是排斥。
 
不過，保險市場採取自由放任的結果，就是許多真正需要保險的人實在負擔不起高額保費。對於黑人或是工人階級而言，生病想要獲得妥善的醫療照顧，變成遙不可及的夢想。這一方面也凸顯了美國社會當中種族、階級和財富差距等糾纏不清的問題，實為美利堅合眾國內部潛在的一枚炸彈。芝大法學院凱斯‧桑思汀（Cass Sunstein）教授今夏出版的新書，就帶領讀者重回小羅斯福總統沒有實現的「第二次權利法案」（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一本正經地討論為什麼美國憲法裡面缺少社會權和經濟權的規定，又為何此時此刻的美國更需要這些權利的保障。

凱瑞提出的「風險共管」理念，固然是一種解方。不過，也讓許多崇尚市場自由的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不以為然，認為會扭曲市場機制，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況思諾的回應，就是一種代表。
 
此外，凱瑞陣營提出的「委外」（Outsourcing）策略，也飽受抨擊。這項構想，原本是打算強制要求和美國作生意的廠商，一定要雇用美國本土的勞工，以解決美國國內的失業問題。不過，依照高茲比的說法，現在凱瑞陣營似乎有意透過修改稅法，將總部設在海外的美國公司納入課稅範圍，以增加美國稅收。顯而易見，小布希陣營馬上就批評，這項方案將造成沒有人敢跟美國作生意，也會對美國公司造成重複課稅的稅賦不公平。
 
綜觀這場經濟政策大辯論，代表凱瑞的高茲比教授原本應該有比較大的發揮空間，不過整場下來似乎反而較居劣勢。反倒是代表布希的況思諾教授，大概在華府和政客周旋慣了，不但思路靈活而且妙語如珠，理論多於情緒。像高茲比直觀地攻擊小布希把經濟搞得一團糟，讓人民對未來前景看壞。況思諾馬上回應說，既然我們身處芝大，就用芝加哥經濟學派最基本的概念來說明：人民對未來的預期可以從利率的表現來判斷，目前利率仍然偏低，可見人民對於經濟前景並未看壞。「這一點，正在教個體經濟學的高茲比教授應該不會不清楚吧？」
 
其實，高茲比之所以沒辦法發揮，或許是因為面對戰爭帶來的許多爛攤子，凱瑞能作的好像也不多。此外，像是「債留子孫」或「社會福利拖垮政府預算」等台灣社會也相當熟悉的議題，凱瑞和布希提出來的應對策略亦多大同小異。高茲比沒辦法有效回應對於「風險共管」和「向外拓源」的質疑，一時間也講不出凱瑞陣營有什麼樣旗幟鮮明的經濟政策，最後只有訴諸直觀地說：「克林頓政府留了四百多億的預算盈餘，結果布希執政四年下來，不但沒有剩，反而還負債累累，只為了打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他必須為這場沒有意義的戰爭付出代價。」
 
歸根結柢，經濟問題還是和戰爭、外交政策纏繞在一起。

（二）
事實上，早在這場辯論舉行前，著名的倫理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已經在法學院一年一度的杜威講座中，以「美國作為世界公民的責任」為題，把小布希政府發動的侵伊戰爭和種種外交政策痛快地數落過一頓了。
 
曾經造訪過台灣的彼得‧辛格教授其實是為了一場「動物權」的學術會議來到此地。藉此機會，法學院順便邀請他在地位崇隆的杜威講座中發表演說。杜威講座歷來邀請的都是哲學家或是政治理論學者，譬如第一場演講即由當代政治哲學大師羅爾斯（John Rawls）擔綱，當時的講稿後來成為羅爾斯晚年相當重要的一篇論述：「重訪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 Revisited）。
 
在介紹彼得‧辛格時，負責杜威講座的哲學家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教授說，現在大家對哲學越來越不感興趣，哲學家自己要負很大的責任。如果哲學家寫出來的文章，鴃舌聱牙，根本沒幾個人看得懂，讀者為什麼要看哲學著作呢？瑪莎認為，辛格教授的文章通順曉暢，可讀性相當高；就這個意義而言，他確實是位優秀的哲學家。而且他不畏懼任何威脅，總是非常勇敢地表達自己的見解，充分實踐了哲學家的社會責任。我坐在底下聽來總覺得瑪莎老師好像在講她自己。不過，這幾句話對於目前的哲學研究而言，也算是一種暮鼓晨鐘吧。
 
彼得‧辛格從京都議定書開始談起，並舉出幾個例子，像是反對國際刑事法庭的設立、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侵略伊拉克，說明小布希政府領導下的美國逐漸失去作為世界公民的責任感。他說，空氣污染是不會區分國界的。臭氧層被破壞，氣溫升高導致海水上升，美國一樣會有國土淹沒的問題。也許到時候，佛羅里達州會先被淹沒掉。他用略帶澳洲腔的英語，開了個玩笑：「或許這是小布希不簽署京都議定書唯一的好處吧。」
 
此外，如果只要某個國家認為特定國家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就有充足的國際法上理由入侵該國。那麼有朝一日，北韓可不可以也對真正擁有眾多核子武器的美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並且主張這是符合國際法的正當戰爭？他呼籲在場的法學教授，應該效法英國法學界，連署聲明布希侵伊戰爭是違反國際法的一場不義戰爭。這也是一種世界公民的責任。
 
彼得‧辛格演說的內容，大致上沒有特別深奧或新奇的地方。這或許再度展現了他「平易近人」的特色。不過，他沒有從倫理學和全球正義的角度，對「世界公民」這個觀念提出哲學上進一步的闡釋，倒是令我有點失望。也許他和去年擔任杜威講座的女性主義法學大師凱薩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一樣，認為社會實踐更重於哲學意義的闡述吧。
 
在辛格的演講中，有一個有趣的數據。他說，根據民調，支持布希的選民當中，其實有過半數人是支持美國簽署京都議定書、設立國際刑事法庭的。不過，為什麼這些選民還是支持布希？因為他們其實不知道布希跟他們的政策偏好相反。因為布希是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所以他們就支持他。
 
聽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前幾天在「決策心理分析」的課堂上，那位統計學教授再三重複的話：「不要以為人是喜歡思考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不喜歡思考的。大多數人一輩子做過最大的決定就是汽車或是買房子。」這位研究過陪審團如何決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教授說：「人們如果沒有基準點（anchor），就不知道該怎麼思考。而且人類的決策行為，其實充滿了各種違反理性的偏差。所以，不要以為人喜歡思考，也不要以為人只要透過思考作出的判斷就是合乎理性的」
果真如此，當代政治哲學恐怕會有一半將面臨崩盤。所謂「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是「公民會議」，大概只存在於哲學家的幻想當中。
 
無怪乎耶魯法學院布魯斯‧艾克曼（Bruce Ackerman）教授剛出版的新書《審議思辯日》（Deliberation Day），在知識界頗滋爭議。艾克曼在書中提出一個很有創意、但很難實行的構想。他主張，在總統大選前，全國放假一天，所有人都到特定的會所和不同的人討論、交換有關選舉的政治意見。凡是出席的人都可以獲得一筆獎金，作為引誘選民參與討論的誘因。透過不同立場的人相互溝通、彼此辯難，來加強選民對候選人政策的瞭解，也藉以提昇民主的品質。這個創意十足的構想，從行為主義的實證研究來看，恐怕與現實不符，只是把法（哲）學家好發議論的性格過渡推衍到大多數民眾的身上。
 
聽完彼得‧辛格演說的翌日，學校正好播放了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執導的〈華氏九一一〉。兩相對比之下，彼得‧辛格「簡淺明確」的演說，似乎就沒有這部討論多時的影片來得直接。
 
麥可‧摩爾的立場非常明確，他就是覺得布希無論在取得權力的過程或是使用權力的方式上，都極度欠缺合理性和正當性。簡單說，小布希是隻不用大腦的猴子。他的幕僚不是用口水梳頭的政客，就是政商兩棲的偽君子。摩爾用很強烈的情緒在引導觀眾，不過他的推論多半都只是間接的書面資料。例如，影片當中三向觀眾強調：沙烏地阿拉伯和九一一事件脫不了關係，因為布希家族和沙烏地阿拉伯有極深的商業往來、經濟利益，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在九一一事件中的角色被淡化處理了。
 
除了幾段剪接的影象外，摩爾展示給觀眾的主要證據資料就是一份小布希政府塗改過的公文。透過還原塗改掉的名字，摩爾告訴觀眾，這個人是布希的好朋友，也涉及賓拉登家族的投資事業。他的名字之所以被塗抹掉，就是布希想要掩人耳目，劃清他和賓拉登家族的關係。事實上，老小布希都和賓拉登家族以及一些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成員有密切的利害和情誼。
 
姑且不論麥可‧摩爾自行拼湊、調查的九一一真相，具有多高的可信度。他在影片後半段導引出來對戰爭的控訴，卻是相當令人動容。
 
一個站在廢墟前面的伊拉克老婦人，呼號著阿拉的名字，她面對攝影機嘶吼：我們只不過是平民老百姓，一天之內卻接連辦了五場喪事，我們到底作錯了什麼，要受到這種懲罰。
 
一個兒子在戰役中喪生的美國母親，站在白宮前面，情緒失控地說：「死掉的是我兒子。為什麼他會無辜地死去？我不怨恨伊拉克，我恨的是把他送上戰場的人。」她原本是個支持國家、軍隊的單純婦人，只要有人說國家或軍隊的壞話，她就會忍不住反駁他們。不過，現在，她不再相信主政的那些政客。因為失去兒子的是她，不是那些政客。
 
政客的兒子不會去從軍，從軍的都是蕭條破敗的中西部小鎮上失業無助的工人階級或黑人。
 
看到摩爾影片中拍攝的那些荒蕪的小鎮，勾起我去年前往密西根州的回憶。從伊利諾經過印第安那到密西根，想像中草木豐美的中西部草原，實際上卻是在雜草叢中矗立著無數廢棄許久的巨大工廠、煙囪，還有一個接一個、無邊無際的凋蔽村鎮，偶有幾隻野狗在路上閒晃，酒瓶在朽蝕的木造房屋和渺無人煙的砂石路上滾過。這些景象有股窒息的氣氛，讓人打從心底感到一陣不寒而慄的空洞。沒有任何希望、也不知未來的方向。從軍，對許多出身中西部小鎮的青年而言，也許是改變生活的唯一選項。不過，國家因為戰爭把經濟搞成這樣，然後再吸收這些失業的年輕人去加入戰爭的行列。進入軍隊後，這些年輕人才慢慢體認到自己其實是被徹底犧牲的一群。
 
摩爾的影片與其說是反布希不如說是反戰，觀眾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到：戰爭只是愚蠢的政客製造出來的產物。人民，永遠都是被犧牲的一方。得利的，卻是政客和環繞在他們身邊的財團。
 
這場總統大選，再怎麼轉都不可能跳脫「戰爭」的議題。偏偏民主黨選出了一位以獲得紫心勳章為榮的越戰退伍老兵當候選人，偏偏這位候選人在出兵伊拉克的議案上還投了贊成票，偏偏這位候選人在辯論會上怎麼樣也講不出撤兵的計畫。因此，「反戰」似乎不見於這場選戰的主軸，只有民間團體在大聲疾呼。《華氏九一一》的控訴、彼得辛格的指責、高茲比無力的重複陳詞，其實都是代替凱瑞在打另外一場選戰。
 
在選戰策略的操作下，凱瑞左不左、右不右的，把自己搞得面目模糊，讓選民不知道他到底跟布希有什麼樣差別。一些媒體像紐約時報，曾經把這場選戰形容成第二次「文化戰爭」，現在也絕口不提這件事了。也許選民最後的決定，既不是因為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也不是因為墮胎權，更不是因為戰爭，畢竟在這些議題上，身為天主教徒、越戰退伍老兵、新英格蘭地區白人老政客的凱瑞，看起來和布希實在相去不遠。也許最後，還是黨派的標籤決定一切。
 
聽完經濟政策大辯論，我轉頭問了皮騰吉先生：「從他們的談話中，你能夠瞭解這兩個陣營在經濟政策上的差異嗎？」皮騰吉先生無奈地撇撇嘴：「他們根本沒說什麼東西。」我聽了，哈哈一笑：「至少，這是一場還不錯的政治秀吧。」
 
走出吵嚷喧囂的商學院，迎面而來的是巍峨的洛克斐勒大教堂。灰白的石灰岩砌成聳入雲霄的尖塔。一切的世俗喧囂，似乎都在教堂前面沈寂了下來。
 
明天的選舉，會改變世界什麼嗎？這真的是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美國總統選舉嗎？我想未必。
 
在造物主的俯視之下，俗世之國，終將歸趨寂靜。就像幾千年前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城邦一樣，就像曾經存在地中海沿岸的羅馬帝國霸權一樣。人類的歷史是不是總是在重複一些軌跡呢？
 
站在熙來攘往的商學院門前，仰望高聳的教堂建築，我忽然想起那個伊拉克老婦呼號阿拉的神情。不知道她所信仰的神到底有沒有聽到她的呼喊？明天，美國人民選出來的總統，也許會改變她的命運，也許不會。如果洛克斐勒大教堂裡的上主也聽到了那位伊拉克老婦的呼號，會有什麼想法？不過，在美國憲法第一增修案樹立的「政教分離」防火牆之下，祂即便看見了地上的這一切，恐怕也是不能表達出來的。連一聲嘆息，也不能夠。
 
——寫於十一月二日凌晨四時‧芝加哥